对话城中村“拆二代”：以前耕地 现在“耕屋”

 　　记者走访多个城中村的“拆二代”有为分套房满足有为兴趣打工

　　近日，武汉的陈卿将自己因拆迁而分得的35套房，改造成一家社区养老院，引发媒体关注。网友感慨：他本可以当一个“吃房租”的“土豪”。

　　对于陈卿这样的年轻人，有人造词称其为“拆二代”。

　　广州也有“拆二代”，比如回迁猎德村的年轻人，便因分得几套乃至十几套住房，被人称为猎德“土豪”。但这种靠租金生活的人毕竟是少数。近段时间，记者走访了几位广州不同地区的“拆二代”，他们有的暴富，也有的生活如常，他们的生活因物质丰厚发生着变化，而更多的时间，也和你我一样，柴米油盐酱醋茶。

　　“以前耕地，现在耕屋”

　　“以前耕地，现在耕屋”。这是不少广州城中村居民的口头禅。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如今，随着城市化发展，广州不少城中村告别了原有的耕种模式，开始过上了当包租公、包租婆的“翘脚数钱”生活。

　　特别是位于广州中心城区越秀、海珠、天河的几个村子，除自住房屋外，他们中有的单户人家少则一两套房，多则十多套同时出租，并且靠炒楼买房为生。租金月收入从1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在五羊新城寺右南二街的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有时下午中介员工会给一个从门口进来，身上衣着不起眼甚至寒酸、背着无纺布袋的老年妇女毕恭毕敬地倒上一杯水，再让她坐下休息一会。

　　直到老太离去，中介公司老员工会告诉新员工，不要小瞧这个“老阿姨”。这个老太是附近的猎德村村民，手上拥有十多套房源。老太这两年的爱好就是不停地倒腾50平方米上下的房子。

　　在天河跑马场附近的一家五星酒店国际自助餐厅，中午时间，这里超过100元/位的自助餐厅最好的景观位早已被占满。

　　就餐时间刚开始，第一批花螺、长脚蟹、三文鱼、羊扒，就几乎被一帮师奶和中年阿叔模样的人瞬间秒光。

　　不少第一次来吃饭的商务客人会抱怨，这个场景一点也不像五星饭店，而像是廉价的KTV抢吃自助餐。

　　偶有外地来的客人，会向餐厅经理投诉，然而投诉往往没有回复或是遭冷眼，因为这里是附近一家石牌村村民的午餐据点，不少靠着房租生活的该村村民，都爱中午在这里聚会，往往最好的位置也留给了这些熟客。

　　“拆二代”三态

　　较早的“拆二代”：

　　低调暴富遇烦恼

　　相比猎德村和石牌村村民，广州市中心某村村民的“耕屋”时代来得更早，受益最深，也更加能体会到由于房屋收益带来的烦恼。村民低调，加上改造周期较长，该村的“暴富”较少人知。

　　老樊(化名)是该村村民，堪称较早的“拆二代”，目前他的家族在广州拥有房产超过10套，月租金数万元。老樊感叹，是时代让该村的村民赶上了好时光。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位于广州市中心位置的该村就开始了城中村的改造转型。当时，该村将村中的部分土地转给了多家国有单位，同时置换到了离该村不远的另一片土地。

　　真正让该村村民尝到财富甜头还是在最近15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和2000年年初，由于广州城市扩张，该村置换的新土地又接连两次被征用，后又被置换到其他地方。

　　某种程度上，老樊财富增长速度较缓。然而，财富也带来了烦恼与问题。在该村，富裕的20年来，有人嗜赌，有人吸毒，有人把年轻孩子送去国外留学没有学好，还是回到广州来啃老。也有的人放弃了原有的工作，转而整日饮茶打麻将度日。村子里有些人家，因为坏习惯，已经开始缺钱。

　　而更重要的是该村有些人家，开始面临从祖辈传下来的耕地财富如何从“拆一代”转给“拆二代”的问题。

　　村民中，有的成立了家庭公共基金，有的请来了公证人员和律师，甚至有的家庭开了长达一年多的家族协调会，至今还没协商完。

　　老樊出国去了，但他的家族仍在为财产分配问题争执不休。

　　上进的“拆二代”：

　　开车去咖啡馆打工

　　25岁的阿聪是猎德村村民，但他不太愿意被人称为“拆二代”。

　　2007年，猎德村正式拆楼、建新楼。这段时间，阿聪家族共20多人，在村中以1100元月租租下一栋楼，等着隔壁建高楼。那时，阿聪家五口人，每月可以领到约4000元租房补助。家人偶尔在家算账，“拆迁之前，家里面积200多平方米，回来后，怎么分啊，还有分红有多少啊。”

　　阿聪觉得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广州仔”，初中毕业后进入一家职中学习汽修，一学就是5年，“其实，我爸妈都是农民出身，就算知道有新房，也不知道经济会有这样的改善，让我学汽修，只是觉得好找工作。”为了补贴生活费，阿聪职中一年级就开始到校外兼职。亚运来了，新楼也盖好了，阿聪全家做了一道数学题，这道题每个演算步骤，都让全家人欣喜异常。

　　2011年5月，广东省政协一个调研组来到猎德村视察，时任村委书记李方荣在视察活动中说，猎德“靠吃祖业也把人养懒了”，他觉得，有些居民基本不外出干活，靠租金过日子，成了“二世祖”。“的确有一些这样的人，但我觉得不是大多数咯。”阿聪认为，不能以偏概全去看猎德的年轻人。

　　5年职中毕业后，阿聪被分配到广州一家汽车公司，到车间里做维修工，但做了3个月就辞职了。辞职后，又有一年时间，在一家电子厂车间，阿聪坐在流水线上，对着万能电表和各类电子元件不停重复。一年后，又辞职了，“太闷了。”实际上，此时，阿聪家的租金收入早就超过他的工资。

　　此后，阿聪进入一家知名连锁咖啡厅做起服务生，一直做到主管，“有些人觉得为什么还要在咖啡厅做服务生？我自己反而觉得可以积累一些管理经验。”

　　阿聪眼神机灵，脖子上戴了一条粗金链。家里买了一台七座保姆车，车牌刚上没多久，每天，他开着车上下班，在咖啡店穿上制服为顾客烹制咖啡。阿聪坦承，如今的工资只够日常开销，自己也想投资、创业或者继续深造。

　　不算富的“拆二代”：

　　“有套房就很好彩”

　　彪仔(化名)说，“拆二代不是个个都变有钱人的，比如我，哈哈。”彪仔的新家，和猎德村隔江相望。

　　这里叫琶洲安置新社区，由于是散户居民，彪仔一家没有加入任何经济社，回迁也不涉及其他共有资产的经营或者分红，“就是搬走，领补贴，回来抽签选房子。”

　　2011年年底，收到回迁通知，对于回迁的新房，一家人一致决定给彪仔。由于彪仔一家很早就在补偿协议上签字，因此获得抽签优先权。

　　按照赔偿方案，彪仔选择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面朝珠江。

　　彪仔在某职校毕业后，做过几份工，几年前成为某房地产中介的一名售楼先生。对于“拆二代”这样的称呼，彪仔有些意外，“我也算吧，但我们没有暴富。”

　　彪仔更说起工作中的不易，说售楼都是靠运气，有一次，带一个人看房，看了好几处，最后对方自己找到房东交易，不理他了，“说多了都是辛酸。”

　　对于琶洲的新房，彪仔还是很满意，“现在在广州，能有这样一套房子，已经很好彩了，不然何时能买得起一套房。”

　　对话拆二代：

　　观念已经改变

　　阿聪说，他认识一些人，光租金就月入10万以上，但“要采访他们，是不可能的事，完全不是一个圈子”。阿聪的确感受到气氛的变化，“就是价值观的变化。”

　　广州日报：你觉得，你家在村里算富有吗？

　　阿聪：不算吧，属于普通水平，几套房的家庭太多了，十几套的也有不少，最极端的，的确有几十套，但我没见过真人。

　　广州日报：有人说，有些年轻人，家中一夜暴富之后，就顾着享乐，是不是这样？

　　阿聪：是，这样的人的确有不少，但我想要分开看，比如我一个朋友，家里11套房，光租金的管理业务就很忙，哪有可能抽时间去工作？这的确是管理的需要。当然，出去打工，月收入不如租金的零头，也不会去。

　　广州日报：是不是在很多观念上，感受到前后的变化？

　　阿聪：是会有。最直接的，人生都改变啦，可以出国了、投资做生意，观念也会改变。可能婚姻上，也很明显，那嫁给你或者娶你，知道是猎德的，家里就不必担心了。

　　广州日报：你自己的变化呢？

　　阿聪：我最大的感受是，家里不用我担心了。但我依旧觉得，还是需要工作，我不想吃着租金变懒，我觉得那些东西迟早会花完，那下一代怎么办？我相信，和我一样想的人还是大多数，不是个个都那么颓废的。记者蚁畅、王丹阳图/广州日报记者莫伟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