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牙雕艺术 几起几落终不悔

　　1956年，全国进入合作化高潮，国家把手工作坊和民间手工艺人整合起来收归国有，成立了第二象牙生产合作社。孙森和师父进了二社，还有个象牙一社，成立较早。当时，一社和二社各派三人比赛打擂，选干活比较快，比较好的，二社里推选了孙森。比赛是发统一的贯口料，要求做七寸大的“劈人儿”，谁在规定时间内劈的小人多获胜，赛了两次，无论产量还是质量，孙森都是第一。

　　当时社里规定每人每月完成22个作品，孙森都能完成25个。他做“劈人儿”，不像别人一样一点一点的凿，他主张像写字一样一气呵成，一下凿到位。别人一天凿一个，他能凿7个，还不重复。每天下午三点多，孙森完成一天的任务后，就去后河岸边，琢磨第二天要做的造型，想出了两个题材再回去。

　　做牙雕，需要有美术功底。孙森没学过美术，为了学画和提高艺术品位，工作之余他常到处跑，哪里有画展、庙宇，他都跑去参观学习。1957年，他参观了大慧寺的佛像，回厂后创作了《二十四天神像》，作品在二轻局得了三等奖。

　　1958年，两社合并，成立了北京象牙雕刻厂。当时孙森二十三岁，每次比赛都拿头奖，慢慢有了名气，和厂里另外4位牙雕师傅一起被称为“五虎上将”，算是少年得志。他为人较真儿，做活上紧抓质量，只要看不过眼的作品必须修改好了。每天下班后，大家都走了，他还在厂里给队员修改，天天加夜班，每晚修到一两点，就这么过了一年，身体就出了问题，整宿失眠，坐立不安，心率过快，每分钟一百三四十下。大夫要求他休息，单位开了假，他却不想休息。后来吃了两年多中药，毛病才慢慢好转。

　　转变风格 自成一体

　　20世纪50年代后期，牙雕人物的造型风格开始追求一种繁琐的美，仕女特别飘逸，衣带、璎珞都随风飘转。但逐渐的，孙森觉得这种风格不耐看，繁复的花纹雕刻都是“工”，表达不出“艺”，而牙雕应该三分是“工”，七分是“艺”，这才能算得上是有内涵、有意境的艺术。于是，他开始追求一种内在的东西，往简单的，但是能表达人物内心的方向上走。

　　因为牙料是外贸公司提供的，题材受其约束，孙森只能在限制内慢慢探索。一次去山西参观学习，孙森仿照晋祠的雕塑做了一套供养人，用的就是简约风格。外贸公司当时不满意，结果拿去日本展卖大受欢迎。从那以后，孙森开始大胆创作了，在七八十年代，渐渐形成了这种简约而内涵丰富的风格 。

　　文革破四旧，孙森带领牙雕厂的组员们转型，做了一系列表现当代人物，表达现实生活新题材。当时的作品《草原英雄小姐妹》，反映的就是龙梅、玉容的事迹，她们为了保护公社的集体财产，在暴风雪中追赶羊群，把脚都冻坏了。孙森做的牙雕，是两个小女孩顶着风雪，拿着拦羊铲，怀里抱着小羊艰难前行，通过体态、跋涉的姿势，加上衣角飞扬的细节刻画，让人感觉大风扑面而来。作品大获成功，后被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收藏。

　　牙雕除了给国家出口创汇外，还主要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元首。1976年，上级单位要求牙雕厂组织几个专家做一件大型作品，送给时任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贺其65大寿。于是，以孙森为首的四位专家乘火车赶赴朝鲜，开始为期20天的考察。通过考察，孙森决定以金日成的旧居万景台作为表现主题。万景台有一个军舰石，是金日成小时候经常玩的地方；还有两棵杨树，树上有喜鹊窝，是打游击战金日成藏枪的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考察的时候不许拍照，只能用脑子记。回来后，孙森组织用料，他用料特别节省，四十多公斤料，他可以做一个一米多的大组件，别人做小件也用那么多料，他总是心疼不已：“简直把黄金变成土了，太浪费了！要是我做就能节省好多料，多一点儿料我都算出来，不能浪费。”因为6个月内必须交工，所以时间非常紧。

　　隔年3月，万景台各个零部件都已雕刻完了，就等他最后组装。那时，孙森的母亲病危，在第四医院住院，医院距离厂子非常近，可活正是最后赶工的时候，孙森连出入厂的时间都没有。他三天三夜没睡觉，作品终于完成了，却错过了见母亲最后一面。《万景台》完成后，孙森作为厂代表和中联部的部长一起将这份国礼送往朝鲜，为国家外交做出了贡献。

　　1981年，国家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对象牙严格管控。1990年以后全面禁止象牙交易了。这对牙雕行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很多牙雕艺人改了行。原本800余人的牙雕厂，只剩下了三四十人，除去管理层，牙雕艺人所剩无几，牙雕厂举步维艰。正在那时，一位加拿大的华人带来一块特别大的玉料，有2.5米高，重6.5吨，找到了牙雕厂，要求在一年的时间内做成一尊碧玉观音。“当时厂里的牙料已经很紧张了，书记问我能不能做这个活，我就说肯定能做，因为无论玉料、象牙料，都是做造型的，工艺都是一样的，但象牙厂受政策限制进不来牙料。这么大厂子，这么多员工，必须要维持下去。这个活我接。”

　　为了节约时间，孙森改变了玉器行业一层一层切、一点一点雕的用料方法，而是用牙料的做法去做，用闸砣拉大块儿，用锯把旁边的料拉下去，整个大体造型就出来了。工具也做了改革，用的是矿山上用的那种风动工具，有压缩机可以带动锯齿转动，手柄比较大，因为转速高，夏天手柄上都能结冰。因为要赶工，孙森天天干活，手就受寒了，用针灸扎了一年多，现在摸起来还会疼。玉料的底部浸在水中，孙森在水里站了一年，腰和腿都得了风湿。“但无论如何，终于是在交工的前三天做出来了，也帮厂子解决了一些困难。”这副《玉观音》，获得了1988年全国百花奖二等奖，现放于加拿大佛教学会大门前，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佛像。

　　牙雕传承 后继有人

　　孙森的老伴刘学英也曾在牙雕厂工作，是个铲活高手，孙森的不少作品，都是刘学英做的铲活，两人一铲一凿，和睦的过了一生。如今，孙森放下雕刀，享受天伦之乐，每天和老伴买菜遛弯锻炼身体，偶尔去潘家园淘淘木料、骨料。孙森说：“这一生也不容易，几十年都投注在牙雕里了，没白天黑夜的，也没有休息日，真正是把毕生精力都投进去了，不遗憾。如今身体不行，也该歇歇了。”

　　儿子孙宏伟子承父业，将牙雕技艺传承了下来。他早前主要负责画图纸，将即将雕刻的作品先在纸上描绘出来。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对牙雕有了兴趣，自然而然的拿起雕刀练习。从出坯、勾样、切块定位、推落派活、开脸、铲、磨等全套手工象牙雕刻的工艺，孙宏伟都极为认真的学习、领悟。他最擅长雕刻老翁，面部的表情、闲逸安然的神态都表现的十分传神。与父亲共同完成猛犸牙雕作品《刘海戏金蟾》、《福禄寿》、《和合二仙》等，都是牙雕的精品之作。于孙宏伟而言，学习牙雕不仅是由于自身的热爱和追求，也是完成父亲的心愿，延续象牙雕刻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孙森说：“北京牙雕如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中国自‘禁牙令’之后，首次获得进口权，联合国批了五十吨象牙，北京牙雕厂分配到了十来吨，这些象牙都来自自然死亡的大象，每一根都有登记，雕一根少一根。如今牙料短缺，我希望，能出台一个政策，把那些即将开裂报废的、罚没的象牙合理利用起来，让年轻人在新的环境里努力创作，将这想技艺传承下来，牙雕从古至今，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水平，失传了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