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形成

随着考古发现不断取得新收获，关于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有了越来越丰富的实证。特别是陶寺遗址、石峁遗址等大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考古实证。这里主要就陶寺遗址的文化意义及其与华夏文明的形成谈几点意见。

一，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陶寺遗址是华夏文明形成的典型实证。

马克思等认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开始分化，劳动分工出现，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其上层建筑即是进行社会管理的国家。阶级及其国家的出现就是文明形态形成的标志。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人们普遍采用的标志是城市、文字、大型礼仪中心及青铜器的出现。尽管格林·丹尼尔在其《最初的文明》中强调，在前三项中，只要出现了其中的两项即可视为一种文明的形成。李学勤在讨论中国文明的著作中也认为，在以上所言的四项中具备了其中的两个要素，即可判定一种文明的形成。

相对于姜寨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的文化，陶寺稍晚，大约距今4500年至3900年。如果从文明形成的角度来看，陶寺遗址所存留的文化信息十分重要。这是一处大型都邑遗址。显然在这一时期，阶级分化十分明显。其中有进行社会管理的机构——宫殿。据最近的发掘，可以看出这是一处使用时期基本贯穿陶寺早、中、晚期的大型宫殿，呈长方形，面积约13万平方米。可以证明这是一处典型的具有国家形态的遗存。在这一时期，除了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组织的人群外，还有掌握祭祀的上层人群。这些人并不从事具体的体力劳动，而主要承担维护社会秩序、建立信仰的有关精神世界的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则从事诸如耕种、制陶等劳动生产。在宫城内，有可以确定的仓储区、墓葬区、平民区、贵族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不同的区域，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城市规制。从考古发现来看，以宫殿为代表的政权组织对周边地区的统领也能够得到证明。最早的“国”的形态已经体现得非常典型。李伯谦也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有古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神权、王权两种模式；其中，以红山、良渚为代表的是神权模式，以仰韶、龙山、陶寺为代表的是王权模式；而陶寺是进入“王国阶段”中原地区第一个出现的王国。（中共临汾市委宣传部编，《帝尧之都中国之源——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12月，第25页）阶级与国家的出现，当然证明这一时期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即使单纯从考古学的角度言，陶寺遗址也完全能够证明这一时期文明已经形成。首先是城市。这已经是不容置疑的，陶寺有非常完备的城市规制。其次是祭祀与文化活动的中心。在陶寺发现的大型天文观测台同时也是一处大型的祭祀中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是文字。在陶寺遗存中发现了扁壶上面的朱书文字“尧”与“文”。这些文字已经非常成熟，能够解读。从其书写来看，与两河、古埃及等地发现的刻写文字不同，是用毛笔朱色写出来的。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字已经超越了刻写阶段，有了更为方便实用的书写条件及技能。因而也可以说明这一时期文字的使用进入了一个比较方便、相对普及的阶段。除了这三要素外，在陶寺还发现了数件青铜器。其中的一件是红铜铃，被丝织品包裹。这说明在陶寺时期，丝纺技术得到了发展，甚至可以说进入了非常成熟的阶段。而铜铃所用元素为红铜，一般认为是青铜器出现的初级阶段所用材料。但是这件铜铃内空有铃，说明使用了复合范铸造技术，是比较复杂的青铜器制造技术。这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相当先进。此外还发现了其它几件青铜器，极为精致，造形讲究。如其中的铜蟾蜍，其造型就非常生动。

如果在城市、祭祀中心、文字、青铜器这四要素中有两要素存在，即可判定这一遗址有文明形成，或者说处于文明时代，那么陶寺遗址中存留的文化信息是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结论的。这一时期，陶寺已经处于文明时代。或者说，至少在陶寺时期，华夏文明已经形成。

二，陶寺文化非常典型地体现出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一种文明形态的基本品格与其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条件这些客观因素密不可分。基本上可以说，特定的自然条件影响并决定了特定文明孳生、形成、发展的基本形态、特点与规律。陶寺地处黄土高原之太行、吕梁两山之间、汾河岸畔。在汾河河谷，有广阔的平原地区，其周边及其核心地带有大量的高山、丘陵、平原。这一地貌恰恰为不同气候与自然变化期间人们的生存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在洪水泛滥时，人们可以就近迁徙至相对高的地区，而不需要远涉他乡。这种状况，保证了文明能够持续生长。事实是由于这一带比较早地进入农耕时代，又与游牧文化相互交融。游牧文化相对更强劲，而农耕文化相对更先进。二者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博弈，不断融合，呈现出农、牧互补的状态。

据苏秉琦等研究，在大约距今6000年至7000年左右的时候，陶寺一带的文化呈现向各地移动的现象。它们以陶寺为中心向北，然后分成两个方向迁徙。其中的一支往西北方向，与鄂尔多斯河曲地区的文化相遇。还有一支往东北方向，与红山地区的文化相遇。这一文化迁徙形成了一个Y字形的走向。在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从红山一带、鄂尔多斯河曲一带回迁的现象。他们在北方融合之后返回至陶寺一带。这种新的文化形态既有陶寺文化的因子，又有这些地区文化的因子，并且呈现出新的面貌。苏秉琦也指出，在距今大约4000年至5000年左右的时候，各地最先进的文化向陶寺一带汇聚，除前面所言红山文化、鄂尔多斯文化外，诸如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都在陶寺有鲜明的体现。他认为，“大约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得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转引自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这里最早叫“中国”》，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2017年6月第1版，第141页）

陶寺时期，正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活跃的时期。其中的彩陶具有代表性。在陶寺遗址中，我们发现了彩陶龙盘。其中的“龙”正是红山文化的重要元素。这也就是说，在经过长期的融合之后，庙底沟类型的文化融合了红山文化中的龙崇拜元素。陶器中的三足袋器是河曲地区的文化元素。其中的扁壶则被认为是具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元素。在陶寺也发现了大量的玉器。其中的玉琮等被认为是良渚文化的表现。另外还有俎刀等也被认为是浙北一带的文化元素。韩建业在其对早期中国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研究中认为，在距今4500年时期的陶寺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的基础上融入了大量东方文化的因素形成的。其中除了庙底沟二期的传统器物外，“还有大量良渚文化或者大汶口文化晚期因素，包括常施彩绘的高领折肩尊、折腹尊、簋、豆等陶器”，以及其它众多器具与彩绘图案等。（韩建业著《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5年4月第1版，第164页）这种现象说明在陶寺遗址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中，具有典型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传说中炎黄二帝的融合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特质。炎帝神农氏部族在太行山脉发展出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但是，以游牧为主的黄帝轩辕氏部族由于气候等原因向晋南迁徙时，与炎帝部族发生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炎帝部族的统治地位被黄帝部族取代，黄帝成为新的统治者。但是，这种取代并不是对炎帝部族的灭绝，而是融合，成为炎黄一体的民族形态、生产生活形态。黄帝部族从游牧向农耕进化；炎帝部族则汲取了黄帝部族战斗力强盛、机动性快速，以及在科技方面的优势，共同形成了华夏民族的早期形态。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当蚩尤部族争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时，炎黄联合抗击蚩尤，取得了胜利。蚩尤部族除一部分向四边流散外，更多的部族成员融入了炎黄部族之中。而蚩尤部族拥有的先进的冶铁技术等也为炎黄民族所用。

我们可以大致得出的结论就是，新进入的族群与原有的族群发生了冲突，当然也可能经过了战争这种手段。但是，尽管存在战争，外来者与原生者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在主导权确立之后，形成和谐共处、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一特点也使以陶寺为代表的文化在最初形成的时候，就具备了开放与包容的品格，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特征。

三，陶寺是连通四方及向周边扩张与拓展的枢纽。

既然周边地区与以陶寺为中心的晋南地区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就说明这一地区具有连通四方的通道。这当然符合其地理环境条件。

以陶寺为代表的农耕地区，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使得这一地区原生文化能够得到呵护。但是，这一地区也具有相对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首先体现在自然环境中。在今天山西的西南部，黄河从西向东转弯的地区，河水比较平缓。其中的风陵渡可为代表，是人们从关中进入晋南的水上口岸。在山西的西北部，黄河从西北向南拐弯的地区，黄河更为平缓，也是从今陕西北部进入山西的渡口。这里形成了晋陕蒙连接的河曲三角洲地区。在晋北东部，沿燕山一线，有通往东北地区的通道，将燕云连为一体。同时，这里也是从中原地区进入草原地区最便捷的路线。沿太行山南下，有太行八陉，是翻越太行山的八个孔道。这些陉的存在，使人们能够连通太行山东西两侧地区。而在太行山南部，则有连通今河南的山路，成为从太行山南下，进入中原平原地带的通道。

叶舒宪等在对中国玉石文化的研究中发现，“山西道”是非常重要的玉石传送路线。他们通过研读历史文献，进行实地考察，认为“商周时代以前的西域与中原交通，除了陇东线路即玉石之路泾河道以外，主要还应有一条不为人知的北线，即沿着黄河上游的走向，向宁夏和陕北、内蒙古交界处运输，然后再通过黄河及其支流的漕运网络，进入黄河以东的晋北、晋中和晋南地区。早期的运输方式在家马出现之前，应以水路运输为主，在家马出现之后（商代），在黄河水路之外，新开辟出一条极为重要的陆路：即南下雁门关后直达晋中和晋南盆地，进入中原的陆路通道。”他并且强调，在秦始皇修筑咸阳直通上郡（陕西榆林、神木）的秦直道之前，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地区及河西走廊地区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就是经雁门关而贯穿三晋大地的这一条玉石之路“山西道”。（叶舒宪著《玉石之路踏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10月第1版，第65页）而陶寺地区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枢纽地带，连通了东西部地区。

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以陶寺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特别是庙底沟二期的文化存在着由中心向四周开展的现象。一般认为，山西晋南地区的枣园遗址、西阴遗址中发现的彩陶玫瑰花图案、双唇小口尖底瓶陶器等为庙底沟文化的原生文化。这些文化因素在晋南一带生成，并表现出积极地向四周拓展的态势。不仅遍布晋、陕、豫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而且波及北至大漠燕山、长城内外；南越秦岭淮河、长江流域；东达沂蒙山区、渤海沿岸，西及祁连山、甘青之地的广大地域。西阴文化“在其萌芽、发展、扩张、收缩、瓦解的过程中彻底摧毁了固有的文化格局，造成了诸多族群的重组与融合，其以绚丽多姿的彩绘花纹为旗帜，开启了华夏族群浩荡洪流的先河”，并且奠定了先秦中国的空间基础。（杜学文主编《山西历史文化读本》，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13年10月第1版，第34页）这其中，陶寺地区是中心地带。

四，陶寺文化确立了华夏文明价值体系的基本形态。

根据考古发现，在陶寺已经确立了“中”“和”等十分重要的理念。但是，更多的文化范畴我们很难从考古遗存中发现明确的实证。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流传至今的文化典籍中找到生动的例证。如炎帝，亲尝五谷，教民稼穑，发明了耒耜、斤斧等诸多劳动工具，发明了制陶技术，通过尝百草发现医治病苦的草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就是创建了交换市场。黄帝时期的发明更为广泛，如舟车、道路、房舍、铸铜、缫丝、打井等。更重要的是发明了音乐、文字、数学，建立了初现端倪的社会管理制度与礼仪教化规范等等。在尧时，更是对天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农业生产出现了极大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巨大提高。同时，他还开始了城市建设、农事水利建设，建立原始的法律制度、音乐礼仪制度与社会管理制度等。同时，命大禹治理洪水，命后稷管理农业事务，命契教民礼仪道德等。显然，这一时期，以晋南陶寺为中心的地区在社会管理水平、道德伦理水平、社会生产力水平等诸多方面都是当时最为先进的。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吸引力自然是非常强大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一时期，价值体系的初步形成也为人文教化、稳定社会、充实精神世界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奠定了华夏民族的价值认知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几个方面。

远古时期，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处于较低水平。但是，以陶寺为中心的华夏民族已经能够有积极的态度来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尧高度重视天文学的研究来看，就是要积极地把握自然运行的规律，从而在适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为人的生产生活创造更为积极的条件。那一时期，人们已经基本掌握了自然循环运转的周期规律，并依据这一规律来安排农业生产。传说中的炎帝为了能够找到解民病苦的草药，不顾生死尝试各种野草，直至因食百足虫而中毒身亡。他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他人，献给了社会。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常年劳作在工地，三过家门而不入，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他。他腿上的汗毛都磨秃了，手脚长满了老茧，面色黧黑，跛脚难行。在这些传说中，强调的均是个人对他人及社会的责任，突出个人对社会的奉献、牺牲。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是整体，个人是整体中的一分子。每一个个人都要为社会承担责任，才能够保证社会的完善、进步。个人的存在价值如何体现，人怎样才能得到幸福？这也是由不同的价值观决定的。如唐尧最大的愿望是为民服务，而不是享受民力。他认为，如果天下有一个人挨饿，就是自己使人饿，如果有一个人受冻，就是自己使人受冻。所以他总是把民众的冷暖放在心上，轻徭薄赋，让利于民。而他自己住的是茅草之屋，吃的是粗茶淡饭，所用之物不加修饰，不求奢华。在位70年，以仁爱治国，生活俭朴，天下大治，深受民众爱戴。所谓“顺天之意，知民所急”，因而“其仁如天，其知如神”，九族既睦，协和万邦。这些体现在个人人格方面的品质也成为华夏民族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杜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