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谷老乡眼中的杜润生

杜润生（资料图）

杜润生在太谷住过的老院子，院里杂草丛生，但基本保存完好 本报见习记者姚杨摄

    2015年10月9日6时20分，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在北京病逝，享年102岁。
    一个多小时后，网络上就有了杜润生去世的消息，敬仰杜老的人们陷入悲痛之中。原太谷县人大主任陈昭的女儿看到这则消息，她犹豫再三，小心翼翼地对父亲讲：“杜老去世了，今天早上的事。”在她的预想中，和杜润生有30年交情的父亲会感到震惊难过、不能接受，然而他的反应却出乎女儿的意料：78岁的陈昭沉吟许久，将手中的报纸放下，长叹一口气：“杜老这一走，算是解脱了……”
    陈昭最后一次见到杜润生是在2012年，不久后杜润生就住了院。从99岁开始，杜润生就住在医院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杜润生除了每天要忍受病痛的折磨，还在关心农村、农民问题。“杜老走了，他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陈昭说。

    1　一辈子关心农村农民

    1984年，47岁的陈昭还是太谷县副县长，通过几位老干部引荐，他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从1982年到1986年，杜润生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陈昭的记忆中，杜润生衣着朴素干净，身材消瘦，双目炯炯有神，“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在办公室里，杜润生十分关切地询问在座的几位干部：“太谷的农村改革进行得如何？农民生活怎么样？”听完大家的回答，杜润生将头转向陈昭，说：“你是太谷的副县长，你来说一说。”陈昭回答：“如今搞农村改革，农村的经济基本上都好了。不过在贯彻中央文件的时候，有些人还存在些抵触情绪。”杜润生听完回答：“不能搞一刀切，要遵循群众自愿原则，要听取多数人的意见。”
    “杜老讲话水平很高，思维非常严谨。”陈昭回忆说，那一次，杜润生和陈昭谈得非常投缘。从此以后，杜润生经常邀请陈昭来见他，有时甚至会主动打电话：“你最近忙吗？要是忙就过几天再说，不忙的话就来北京见见我吧。”陈昭到北京后，两人经常从下午7点多聊到凌晨1点。谈话结束后，杜润生意犹未尽地对陈昭说：“今天谈完了，明天有时间吗？有时间就再过来！”
    一开始，杜润生只和陈昭谈农业改革，其他事情绝口不提。一直到1986年的一次见面，杜润生突然说：“我以前太传统了，咱们以后可以聊聊别的。”后来，陈昭陆陆续续知道了很多事，比如杜润生十分喜欢下象棋，退休之后又迷上了网球……杜润生曾经对他说，自己不喜欢和一些官员聊天，因为他们太爱打官腔。“杜老为人很正直，对不正之风、腐败的现象相当反对。”陈昭说：“杜老是我的长辈，我从他身上学到一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别人如果没有充分的依据，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杜润生在住院后仍心系农村农民，一直主张建立农民协会。“谁替农民说话呢？没有这样的组织。建立农民协会是杜老的遗愿。”陈昭说。

    2　一直研究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谈起杜润生几十年来推行的一系列复杂的农村改革政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龟龄集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83岁的杨巨奎用一句话进行了概括：“杜老一生都在研究吃饭问题。早些年研究的是‘如何让老百姓吃饱饭’，晚年研究的是‘如何让老百姓吃好饭，吃安全的饭’。”杨巨奎和杜润生一样，也是山西太谷人，原为山西中药厂厂长，后开办了山西黄河中药有限公司，是中国著名药酒品牌——龟龄集酒的研发者。
    上世纪60年代，“文革”开始后，杜润生受到冲击，停职检查，被分配到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同一时期，杨巨奎被打成了“走资派”。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二人得到平反。第二年，杜润生被任命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开始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政策研究，杨巨奎则在家乡继续进行中医药研究。
    上世纪末，杜润生找到杨巨奎，向他提出在太谷研制生物农药的想法：“我是山西人，是太谷人，自从工作以来，也没有给家乡做过什么贡献，就把这个项目放在太谷做吧。”杜润生说。杨巨奎对此十分感兴趣，“一些蔬菜使用化学农药，残留物过高会危及人们的身体健康。杜老的这个想法和我为人看病、解除痛苦的职能是相同的。”
    在杨巨奎的推动下，生物农药研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今年3月23日，山西省科技厅组织专家组，对山西科谷生物农药有限公司和山西巴顿环境保护技术研究所合作完成的“植物源速效杀虫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技术进行成果鉴定。专家组鉴定这一成果从根本上破解了“农药残留、害虫抗药性、天然敌死伤害物”等农药方面的难题，杀虫速率达到了化学农药水平，生物降解率达到了100%，每亩农作物使用成本只有3元。从杜润生找到杨巨奎到项目研发成功，一共过去了17年。17年光阴荏苒，杨巨奎从66岁到了83岁，杜润生也从85岁成了102岁的期颐老人。“项目成功那天，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向杜老交代这件事情了，可是当时杜老双耳失聪，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了。如今他走了，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的这一心愿已经实现了。”杨巨奎遗憾地说。

    3　一定不能给老百姓增加负担

    在太谷县阳邑村，还保留着一处杜家的老宅子。这是一个小四合院，院门口挂着一块写着“惠迪吉”的牌匾，这句话出自《尚书·大禹谟》中的“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意为：“顺从善就吉，顺从恶就凶。”宅子虽然荒废许久，但是还能看出曾经的精致典雅，杜润生就在这里出生长大。
    杜润生17岁时考入了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其间组织进步学生开展示威请愿活动，后又加入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避于乡间，次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继续抗日活动。在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杜润生崭露头角，任学生联合会成员，同时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宣传部长、区队长、华北各界救国会常委。相传阎锡山派人来抓捕他时，两个兵和正要逃走的杜润生撞了个满怀，一个兵一把揪住杜润生的衣领问他：“杜润生呢？”他急中生智地回答：“杜润生在里面呢！”于是逃过一劫。1937年太谷县人民抗日武装自卫队成立，杜润生任指导员，第二年就离开太谷执行野战任务。
    上世纪90年代，杜润生受邀到山西太原开会，会议结束后，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在太谷的三天时间里，杜润生见了一些老同志，又回到阳邑村看了看以前住过的老院子。当时房子虽然破败，但是保存基本完好。杜润生对陈昭说，他想自己出钱，把房子修一修，不用修得多好，只要不塌就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一想法并未实施。十几年过去了，老房子愈发破败，一侧偏房倒塌，院子里更是杂草丛生，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2006年，要福生当选阳邑村村长，刚上任没几天，他就到北京拜访杜润生，杜润生和他聊了大概两个小时。“杜老一张嘴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这两个小时我受益匪浅。”要福生说。临走时，要福生提出村里想把杜润生的老房子翻新一下，修建一个杜润生纪念馆，被杜老严词拒绝了。“不能给老百姓增加负担！”杜润生说。
    要福生回来后，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他在老房子门上加了一把锁，防止闲人进出破坏老院。然而，要福生没有想到，随着杜润生的去世，这座日渐荒芜的老院子和他主人的故事一下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里面有厚重的岁月，有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

本报记者　任俊兵　见习记者　姚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