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村医贺星龙 誓言坚守一辈子

本报曾连续三期重点报道大宁县村医贺星龙的感人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引起多方关注。今年4月份，省委书记王儒林对贺星龙事迹作出批示，要求重视宣传基层优秀共产党员
贺星龙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他更不会想到，自己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医生，会成为省委书记点名表扬的典型。
今年36岁的贺星龙是大宁县乐堂村一位“80后”村医。从2000年行医至今，16年来，他穿梭于大宁、永和和陕西的延长三县，24小时待命出诊，服务方圆28个村的农民，行程40多万公里，骑坏了6辆摩托车，出诊次数达165000人次，免收出诊费35万余元，背负2万多元债务。
但在贺星龙看来，这一切都是他的本职工作，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与关注，贺星龙多少有些不适应，但他内心的坚持一点都没有变——我的诺言在这里，我一生的事业也在这里，我不会离开这里。

一句诺言让他留下来

4月中旬，一篇刊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的题为《“80后”党员贺星龙扎根贫困大山行医15载》的文章引起了省委书记王儒林的关注。他亲自批示：要重视宣传基层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胡苏平也批示：积极配合，大力宣传。
去年12月，本报记者采访贺星龙的稿件发表后，就不间断有媒体人走进大宁县乐堂村。上面提的这篇文章作者就是新华社山西分社副总编陈中华，他和同事在乐堂村连续采访了三天。随后，有人民日报的，有中央电视台的，有健康报的，有山西日报的，有省电视台的，还有作家协会的……他们一批批地走进来，跟着贺星龙出诊，跟着他的摩托车一个村一个村地转，采访村干部，采访患者，采访村子里的老爷爷老奶奶。这个遥远偏僻的小山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多的新闻记者。
一开始，大家都还很配合，问什么就答什么。到后来，村民们开始担心，他们会反问，“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贺星龙调走啊？那可不行，把他调走了我们怎么办？”面对村民们的猜疑，贺星龙赶紧解释：“不会走不会走，我怎么会走呢？”
是啊，贺星龙怎么会走呢？他不会忘记他20年前的诺言，他更割舍不下方圆二十公里的父老乡亲。
1996年7月，贺星龙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太原市卫生学校，但因为“一年学费6800多元，太贵了去不起，当时家里实在太穷了，就放弃了。”正当他准备到砖厂打工的时候，运城市卫校的通知书来了，“这是一所民办的学校，头一年的学费是3000多元。尽管两所学校的学费相比差3000多元，可这3000多元对我家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在我又一次想放弃的时候，村里人听说了，都跑到我家，这家拿30元，那家拿50元,记得最多的拿了300元，有的人没有钱就鼓励我好好念书，回来好给大家看病，硬是帮我凑足了3025元，厚厚的一沓全是零钱！”面对记者，贺星龙动情地说，“我握着这一沓由零钱凑成的学费，留下了眼泪。我发誓一定要在卫校好好学习，出来好给村里人看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个承诺。”
为了这一句承诺，卫校毕业后，刚刚19岁的贺星龙返回了这个黄河边上的偏远小山村。
为了这一句承诺，贺星龙把家里准备给他娶媳妇的一间土窑洞腾出来开诊所。父亲把卖玉米的400元拿出来，又狠心把家里仅有的2只绵羊也卖了，一共凑了960元钱，进了必要的医疗器械和药品，贺星龙的诊所才开了张。

面对困难他无怨无悔

5月16日中午，刚刚吃过饭的贺星龙手脚麻利地装好出诊包，推出摩托车准备出诊。按照行医日程安排，他要去距离乐堂村约5公里的徐家垛村为86岁的贺德明老人换导尿管。记者决定随同贺星龙出诊。
贺星龙给记者打预防针：“山路可不好走啊，别看你开着车，不一定能追上我的摩托车。”贺星龙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因为骑着摩托车出诊多年，让他对附近的山路了如指掌。前一段时间央视记者随贺星龙到山村采访，开着越野车怎么也赶不上贺星龙的摩托车。
几公里的路程在公路上驾车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但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骑摩托车行走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贺星龙不但要随时注意弯道减速和路上的沟沟坎坎，还要不断躲避迎面呼啸而来的大货车。而且当大货车过后，土路上掀起的土灰扑面而来，一下子让避闪不及的贺星龙变得灰头土脸。
对这一切，贺星龙似乎一点都不在乎。因为和他在16年的行医生涯中所遇到的困难相比，这点苦真是微不足道的。
贺星龙不会忘记，卫校刚毕业时，他在县医院实习。因为没有钱租房子，就24小时不离医院。夏天睡在医院病房的长条椅子上，晚上蚊子咬得睡不着觉，冬天冻得不行，就和医院烧锅炉的挤在一起。
贺星龙不会忘记，刚开始看病的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他步行担着沉重的出诊包，翻沟爬坡、找近路、过河……以前每个村都是土路，村民居住分散，贺星龙出诊黄河边上的28个村子都分布在七沟八梁的黄土地上，一天到晚跑下来，累得他腰酸背痛。慢慢地跑得村子越来越多，一天根本跑不过来。到了冬天下了雪，雪地里步行，雪灌进鞋里，脚指头早早就冻了。父亲心疼儿子，从邻村为他买回来一辆旧自行车。但是“夏天还好说，可是到了冬天，自行车在雪地里根本就骑不动。”没办法，贺星龙狠狠心跑到信用社贷了4000元买了第一辆摩托车。
从此，摩托车成为贺星龙出诊离不开的工具。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无论白天还是半夜，村民们只要一个电话，贺星龙就会骑上摩托上门为他们治病。曹家坡村一个一岁的孩子发高烧，贺星龙匆忙前行。在路上摩托车翻倒，摔得他脸上、手上、脚上血淋淋的，但他还是坚持赶到村里为孩子退了烧；索堤村贺润廷的孙子发高烧抽风，腊月天下了点雪，贺星龙来不及给摩托带防滑链就出发了。坡陡雪滑，他连人带摩托掉进路边1米多深的沟壕里，刺破了脚和关节，把袜子也染红了。看完病回到家自己包扎了一下，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又出诊；因为雪下得厚不能骑摩托，他就挑着担子翻沟走近道给张立俊老人看病，结果连人带药从200多米的山顶滚到沟底……
说起这些过往的经历，贺星龙只是淡淡地说：“医生就是治病救人，不去，我感觉我就对不起老百姓，良心上也下不去。”

贺星龙的愧疚与担当

贺星龙也有愧疚的地方。
“我对不起我的妻子和孩子。”贺星龙说，提起妻子和孩子，他心里非常难受，因为平时陪他们的时间太少了。
贺星龙的妻子陈翠萍是他的中专校友。2009年，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妻子打听到她的卫校同学在县城里开诊所一年能赚3万多，而贺星龙在村里跑出诊累得要死要活也挣不下钱，就动员贺星龙为了孩子到县城发展。“当时开门诊的门面房她都谈妥了，说要闯一片新天地，圆了进城的梦想。可我最后还是拒绝了。”贺星龙说，当时村里人听说他要走，每天都有好多好多人给他打电话不让他走，索堤村70岁的郝芳花，专门跑到家里，抓住他的手说：“你不能走，走了谁给我们看病啊。”“我怎么能走呢？”贺星龙说，“我走了真的不行，我对不起老百姓，良心上下不去。”
因为这件事，贺星龙和妻子大吵了一架。妻子领着孩子们去了县城，临走的时候说：“你和病人一块过去吧。”
陈翠萍告诉记者，那一次真的特别伤心，心里甚至动了离婚的念头，“我怎嫁给这么一个死脑筋男人”。但看到贺星龙义无反顾，而且村里的老百姓那么信任他，也就慢慢理解了他的决定。
乐堂村距离县城30多公里，贺星龙和妻子孩子两地分居。贺星龙在村里为老百姓看病，由于每天都有病人，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去看孩子，除非到县城开会的时候才上去见上一面。就连两个孩子每年过生日，贺星龙都没有时间陪他们过。时间久了，贺星龙甚至记不清孩子的准确年龄。贺星龙说：“有时候，孩子问我，爸爸，我们同学家都住的是楼房，咱家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呀！我们怎么就住不上？老是租人家的房子？”这时候，贺星龙心里会充满对妻子和孩子的愧疚。
但愧疚归愧疚，一骑上摩托车，贺星龙会把所有的烦恼都放下，这时候他的心中只有病人。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一个乡村医生和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作为一名已有12年党龄的老党员，年轻的贺星龙除了看病，还会带领村民修路，栽树，寻找致富路；捐款捐物，帮助更贫困的人。陈翠萍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前，看到贺星龙已经穿了6年的衣服实在太旧了，就狠狠心花了200元为他买了一件羽绒衣。没想到，过年的时候贺星龙偷偷送给了村里的五保户、64岁的冯对生老人。贺星龙说，“老人没儿没女，患有骨髓炎，还是股骨头坏死。和我们相比，他更可怜。”
采访结束时，贺星龙告诉记者，“虽然我没有挣下钱，可我活下4600多个老百姓的信任。我觉得我活的有意义，有价值。吃点苦，受点累，无所谓。作为一名医生，一名共产党员，就要为老百姓服务，为病人服务。16年来，我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今天我忘记了。以后，不管农村条件再怎么苦我都要干下去，我不会离开这里。”

本报记者 米厚民 柴俊杰